2025年3月15日 星期六

充滿矛盾與張力的永恆少年——讀《桑塔格》

《桑塔格》
在本傑明‧莫瑟整理出《桑塔格》傳記以前,我們對蘇珊‧桑塔格的認識,是透過她公眾形象的輪廓:冷靜、銳利,帶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嚴肅。論及桑塔格時,都會帶著與名字相生而起的某種敬意。彷彿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智性的象徵。

童年與身分形塑
直到翻開《桑塔格》,我們才得以透過另一扇窗望向她。原來桑塔格的一生,籠罩著難以擺脫的辛苦。這辛苦起始於童年喪父,又在母親的影子裡延展。她的母親不僅有酗酒問題,還經常情緒不穩定,無法給予年幼的蘇珊她所需要的情感支持。那是一種缺席的在場,一個無法給予情感支持的存在。年幼的蘇珊於是轉向了書本,閱讀成了她觀看世界的另一種方式,讓她得以從現實的狹窄縫隙中,窺見更寬廣的風景。九歲時,她讀完了五冊版本的《悲慘世界》。後來,她對歐洲文學與哲學的沉浸,最終塑造了她作為文化評論家的獨特觀點。那個曾在書堆中尋找棲身之處的孩子,後來將文字轉化為她穿越世界的方式。

除了家庭的陰影,桑塔格還因為猶太裔身分與極具猶太特色的姓氏而遭受霸凌。儘管關於她被霸凌的詳細情況記載不多,但我們知道她曾因猶太身分被人用石頭擲傷,傷勢嚴重到需要縫合。石頭落在身上的疼痛或許會隨時間淡去,身分被他人視為可攻擊對象的記憶,想必在她心中留下了難以癒合的線腳。這些經歷讓她痛恨一切形式的歸類與標籤,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她後來始終拒絕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分──除了厭惡被貼標籤,想來也是對標籤本身的一種深層抵抗。

幼年的經歷促使她於母親再婚後,迅速將原本來自生父的姓氏羅森布拉特改為桑塔格。雖然這依然是個猶太姓氏,但至少「猶太色彩」不那麼濃厚。十一歲時,桑塔格做了一個她自認為重大的決定:「我要變得受歡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八、九歲時,學校裡的大孩子們就已對她超凡的個人魅力留下深刻印象,換而言之,她其實具有能吸引他人注意的天然特質。然而,刻意想讓自己受歡迎的決定,或者標誌著一種轉變──從自然流露的魅力到有意識地追求社會認可。這種轉變反映了她某些對自我控制的渴望,也可能是應對童年創傷的一種方式。刻意追求認可的態度使她做出一些違背內心真實意願的事,導致後來她在日記中對自己這種行為進行了嚴厲的自我批判。這種為了迎合他人目光而設計的軌跡,最終成了她與自己之間最難以跨越的距離──一種精心編排的疏離,一場與內在自我的無聲決裂。

標籤、謊言與情慾
桑塔格與同性戀身分糾結的關係貫穿了她的一生。雖然她與多位女性有過親密關係,包括與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Annie Leibovitz)長達十五年的伴侶關係,但她在公開場合總是迴避這個話題。直到2000年,她才在《紐約客》的採訪中委婉地承認自己的性取向,表示她「一直愛過女人,也愛過男人」。這種對自我身分的隱藏與猶太身分帶給她的早期創傷有著某種呼應,反映了她一生與各種標籤糾纏不清的鬥爭。

桑塔格對自己的內在有許多內省。她十五歲時,曾在日記中亂畫自己的墓碑,上頭刻著“Here Lies (as she did throughout life) Susan Sontag”(這裡躺的是[這是她一輩子在做的事]蘇珊·桑塔格),巧妙運用英文lie一詞的雙關意義,既指「長眠」也暗指「說謊」,尖銳地批判自己說謊成性的傾向。她也經常提及並批判自己內部的「X」──那些她認為不夠真誠、過於做作或功利的部分。她寫下自己「對絕對的誠實感到極為挫敗地渴求」。

桑塔格「在懷孕之前,…就已經努力要把重點放在心靈,讓其優先性超過身體;她是在柏克萊時開始想讓兩者取得均等:『若能拒絕那種脆弱、操控、絕望的情慾,我就不會是野獸,我的人生就不會徒勞無功。』」這段文字揭示了桑塔格深層的自我批判。她將情慾描述為需要被控制的弱點,暗示著一種對身體慾望的防備與排斥。這種身心二元對立的掙扎,以及對「成為野獸」的恐懼,反映了她對自我動物性的抗拒。作為一位在男性主導的知識界尋求立足的女性,桑塔格似乎認為必須壓抑身體性才能確立自己作為嚴肅思想家的地位。「我的人生就不會徒勞無功」的表述更暗示她將生命意義與理性成就緊密綁定,視屈服於感官慾望為一種失敗。這種內在衝突持續影響著她的思想發展,最終在《疾病的隱喻》等後期作品中轉化為對身體與文化關係的深刻探索,展現了她終生與身心二元論的辯證式對話。

觀看的掙扎
除了身體與心靈間的拉鋸,桑塔格的矛盾也展現在她「試著去看,但是也不要看」的複雜態度上。對她而言,觀看一直需要努力。她內心甚至有個什麼東西完全抗拒觀看。這種觀看上的非自然性,恰恰成了她能對視覺有深刻反思的根源。桑塔格在《論攝影》中討論了照片如何既記錄苦難又讓觀者保持距離。她對「觀看」的矛盾或許也源於她意識到真正的觀看必然帶來情感上的參與和痛苦,而這種參與是她同時渴望和抵抗的。

我想起人智學第一堂課時,老師引導我們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觀看」一株玫瑰──純粹客觀與全然主觀。對我而言,以客觀角度去觀看是舒適安全的:以語言描述花瓣與葉子的顏色、邊緣的形狀、枝條的走向等客觀特徵。然而,被要求以主觀角度觀看,投入個人情感、聯想和感受時,我內在則升起恐懼。那或者也說出我內在某些地方害怕被碰觸。這種對主觀性(「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本能抵抗,某種程度也映照了桑塔格在「拒絕觀看」時的內在風景。真正的觀看不僅是接收視覺資訊,更是允許自己被所見之物觸動、改變,甚至傷害。這種開放的脆弱狀態或許正是桑塔格所抗拒的。因為它威脅著我們精心構築的理性防禦和客觀距離。在《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試圖剝去覆蓋在疾病上的文化隱喻,以「看見」疾病的本質。諷刺的是,這種試圖純粹客觀地觀看的努力,本身可能正是一種逃避──逃避面對疾病引發的深層恐懼和自身脆弱性。

觀看與抗拒觀看的矛盾,也映照了桑塔格與自我相處的模式──持續不斷地審視內在,卻又無法完全接納所見之物的掙扎。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桑塔格似乎始終未能完全戰勝那些她內心深處批判的特質。從另一個面向思考,或許在晚年,她不再執著於對這些特質的批判,而是達成了某種和解?畢竟,那些她年輕時不斷自責的「X」特質,她在日記中嚴厲譴責的不誠實與矯飾,即使到了晚年依然如影隨形,我們卻不再看到她如此激烈地否定自我。這種轉變或許暗示著她最終接納了自己本質上的多重面向與內在張力。

桑塔格在三十一歲時,發表了〈關於「坎普」的札記〉(Notes on "Camp"),這篇文章一舉奠定了她作為文化評論家的地位,也讓她一夕成名。這篇1964年發表於《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文章,敏銳地分析了一種審美感性,將過度、誇張、人工和戲劇性等元素視為一種特殊的美學風格。不僅展現了桑塔格獨特的觀察視角,也反映了她對邊緣文化現象的關注,間接連結到她自身的邊緣身分體驗。

永恆少年的智性旅程

桑塔格的一生充滿了矛盾與張力──她渴望真實卻又有意識地塑造形象,她全神貫注於知識與思想的世界,同時在建立持久親密關係方面則充滿挫敗,批判自我卻又無法完全改變。這些看似分散的特質,在榮格心理學的「永恆少年」(Puer Aeternus)概念中找到了一個解釋框架。透過此一視角,我們或許能稍微深入理解桑塔格複雜人格背後的心理結構。

“Puer Aeternus”一詞在拉丁文中意指「永恆的男孩」。這個概念首次出現在羅馬詩人奧維德所著的《變形記》中,其中描述童神伊阿科斯(Iacchus)在厄琉息斯秘儀中的角色。這些秘儀與希臘女神相關,是古希臘最著名的神秘宗教儀式之一。後來,這位童神與巴克斯(Bacchus)──也就是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另一個名字──以及愛神厄洛斯(Eros)聯繫起來,被視為生命、死亡和復活的神,是象徵神聖青春的神祇。

榮格引用了這個神話中的“Puer Aeternus”概念,將其應用於探索每個人內心中「永恆青春」及「創造性孩子」的心理狀態。這是一個原型(archetype,心理結構中的原始元素),如同所有其他的原型,具有正面與負面兩面性。它可以將童年的能量、美麗與創造力帶入成年生活,也可能阻礙自我實現,使我們陷入不切實際的青春期幻想,並讓生活感覺像是身陷囹圄。

一般有「永恆少年」特質的人,童年時多半面對著我們看不見的困境。或許是外在環境的壓迫,讓他不得不在內在構築起一個只屬於自己的世界。或許是日常中與父母關係間的愛的缺席,使他不斷追尋著那個想像中的母親形象;又或許是與實際的母親有著太過緊密的連結,以致於將母愛理想化,讓時間在某處停駐,心理上始終覺得不該、不能或不願長大。「永恆少年」有一個特色,他們對世界保持著一種近乎純真的好奇,像個孩子一樣願意探索、學習各種事物。他們常常多才多藝,創造力令人驚歎,才華與魅力散發著獨特光芒,當他開口說話時,你會不自覺地被吸引。然而,一旦要討論現實問題,比如結婚,比如找一個穩定的工作,比如為一個特定的目標好好努力,他就不一定這麼願意。因此在愛情上,永恆少年很難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參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的《永恆少年:從榮格觀點探討拒絕長大》,心靈工坊出版)

這些特質,與桑塔格身上許多個人特質相吻合。她那驚人的閱讀量和對知識的廣泛涉獵,不僅反映了她的才智,也顯示出對世界永不滿足的好奇心──這正是「永恆少年」的核心特徵之一。桑塔格展現出對多元領域的濃厚興趣和深入思考,她的批評觸及文學、電影、哲學和攝影等諸多文化範疇。她獨特的視角和批判思維使她能夠提出影響深遠的見解,她的《論攝影》成為攝影理論的重要文本,而她對「坎普」美學的分析則為流行文化研究開闢了新的視角。

「永恆少年」特質與桑塔格對母愛的獨特想像,交織出一種不尋常的親子關係模式。在她心目中,理想的母愛並非溫柔呵護,而是智性的引導與精神上的餵養。這種特殊觀念明顯地反映在她撫養兒子大衛的方式上。她不是試圖給予那個自己未曾擁有的童年,而是創造一種她認為理想的童年形式。或許在她看來,母親應當是嚮導,引領孩子走向那個以文字與思想為座標的世界。

當大衛還在蹣跚學步的時候,她就為他安排像是芝加哥大學那樣要讀很多名著的課程。她的朋友說:「她沒有為他安排什麼專門適合小孩子的事。」桑塔格也曾在日記上記錄,她兒子4歲時首次閱讀荷馬作品。雖然為兒子設計了嚴格的閱讀計劃,但實際的日常照顧往往交由她母親或保姆負責。(我思考:何以桑塔格渴望的母愛如此特別?在她情感匱乏的童年裡,在那些書頁間的避風港中。閱讀不只是她的慰藉,更成了她理解世界的方式。她體會到閱讀的美好,曾經期待她的妹妹也能投入這個世界,然而妹妹未能如她所願。在那些孤獨的童年歲月中,她可能不只是渴望閱讀,更渴望有人能與她共享書中發現的奇妙世界,一種基於共同發現的深刻情感連結。於是閱讀與陪伴在她的想像中交織,成為一種理想親密關係的模型。然而,當她成為母親,試圖給予兒子自己曾渴望的童年時,卻似乎忽略了「陪伴」才是那個渴望的核心。此一矛盾或許源於桑塔格自身情感認知上的某種局限。)

在情感關係中,桑塔格同樣展現出「永恆少年」的特徵。儘管她年輕時就結婚,但這段婚姻很快便告終結。在此後與多位男女伴侶的關係中,我們發現她始終難以維持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這種模式與「永恆少年」逃避承諾、難以在現實關係中扎根的傾向高度一致。她似乎更傾向於沉浸在思想和創造的自由領域,而非面對親密關係中的責任與妥協。

桑塔格於2004年離世,留給世界的不僅是她的著作與思想,更是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存在方式的立體範例。她的一生體現了「永恆少年」原型的雙面性──既有著驚人的創造力和知識涉獵廣度,也伴隨著情感連結的困難與對現實的某種逃避。

或許,正是這種矛盾使桑塔格的文化批評如此敏銳而獨特。她站在文化邊緣的位置,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使她能夠捕捉到主流視角常常忽略的細微之處。她對於身體、疾病、攝影、藝術的反思,都帶有一種既投入又超然的特質。在某種意義上,桑塔格未能完全解決的個人矛盾,恰恰成為她思想最具生產力的源泉。她的生命或許未能達到她自己設定的誠實與完整標準,但正是在這種永不滿足的追求中,她為我們留下了思考文化、身體、藝術與生命意義的豐富遺產。透過桑塔格,我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自我與世界的複雜張力中,創造出獨特而持久的文化觀點。

我想為桑塔格寫一首詩:
在真實與扮演間,你築了一座迷宮
童年的房間裡,你擺放母親的畫像
用智性的遊戲填補無人應答的夜

你拒絕被看見,又渴望被看見
真正的觀看是一把傷人的刀
每頁日記背後都有個「X」
那是你不願承認的影子
你在觀看與拒絕觀看之間
像永恆的少年,沉浸在思想的海洋
引領我們走向思想的深處

正是未能解決的張力
使你的文字有了重量
如同那些被閱讀過的頁面
承載著指紋與時間的壓痕

最終,那些你不願看的
與那些
你不願被看見的
構成了你給世界的禮物
在石頭與書頁之間
你找到了自己的語言
那是一種拒絕與接納同時存在的陳述
如同黃昏時分
影子與光同時被拉長的時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